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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也展示出一些重大难题和深层问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与警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高度重视。

  历史是一面镜子,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也展示出一些重大难题和深层问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与警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高度重视。这其中,涉及到若干改革开放大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关系,包括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外力与自力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

  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继承和创新是改革初始直至今天一直实际面对的重大课题。它涉及到要不要继承,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哪些方面创新,改革过程中有否继承创新,如何使继承创新协同一体、相互促进等重要问题。40年改革实践表明,对这一关系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不仅关乎改革力度与效率,而且涉及到改革方向与路径,并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廓清认识,以发展的视野辩证地思维处理好这一关系。

  谈到继承和创新,首要的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改革前后两个时期。改革是基于前一个时期展开的,两者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总的说,也是对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成果进行继承和创新的历史,这其中,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就其内容而言,不仅包括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更包括实行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包括基于时代需要和国际国内环境所创立的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新风尚,也包括中华文明史所长期孕育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和其他成果。那么,1978年底启动的改革要改的是什么?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是“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其着力点是它存在着突出问题,这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改革的路径是“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此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探索,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关于这一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决定》强调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发展到今天,这一认识已深化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从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其在一些方面对改革前做法的承继。作为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更是如此,它们都鲜明地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并且,中央一直明确地强调,改革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否定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推动中国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显然,改革要革除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摒弃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与做法,但改革不是对改革前形成的经济体制的全盘否定,更不是对改革前所形成的制度和做法的全盘否定。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和制度成果,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其他方面,两者间都存在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绝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借改革开放全盘否定过去的一切做法,甚至抛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认识既应放置在脑海里,更应在操作中切实把握好。处理好对改革前做法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关系到客观公正对待过去党领导人民奋斗创造的历史、关系到大众感情,更关系到改革的顺利推进、关系到未来的健康发展。切莫对改革前采取“虚无主义”的做法,在泼洗澡水时把小孩也泼掉了。

  事实上,对于推进中的改革,也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表明,改革并不意味着改掉传统体制存在的弊端后就宣告结束,改革将继续前行。持续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在于,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矛盾的挑战,不断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与做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就是“变”,而且会越变越好。这意味着,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对过去改革形成的成果进行审视,继承那些被实践证明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面,完善那些已经不再具有积极作用的方面。此外,对于不断前行而又攻坚碰硬的改革来说,永远是一个探索过程,而这种探索所形成的成果往往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这种调整和完善,也体现着继承与创新的特点和要求。

  改革鲜明的指向是创新,因此对于改革过程而言,难点在于继承。把握改革的性质、要求和目标,概括起来,应该慎重对待和合理继承的至少有如下方面: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正确价值理念,它们饱经考验、历久弥新、持续散发着真理的光芒,例如诚实守信的观念,礼义廉耻的观念等。第二,党领导人民在各个时期创造的先进思想与文化,这是基于中国独特实践形成的科学成果。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等。第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点的制度、理念与要求,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它们使市场经济更具优势、更具效率。例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第四,世界共同创造、认同、遵守的理念和做法,这是人类发展积累形成的文明成果,例如平等、公正、民主、自由的观念等。把握了这些方面,改革就能汇众家体制之所长、集历史和现代之所优、聚国内外之所利,建立起最好的市场经济;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种积极因素,形成最强劲的动力;也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和挫折,不断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各类重大体制关系的基础。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过去40年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处理好这一关系展开的。事实表明,对此尽管我们在理论上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不少好做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操作上存在明显缺陷。全面深化改革,应当进一步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并切实解决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是必须有效发挥好市场的作用。这符合历史实践经验,也符合改革逻辑要求。从实践方面看,国内外经济发展历程都表明,市场经济是适应现阶段整体生产力水平要求的经济形态。从逻辑上说,改革的基本依据,就是克服原有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效率低下等弊端,而我们所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的当然前提和必选方向。

  经过这些年探索,我们在思路上已经明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应该同时认识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却在于合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发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其一,这是弥补市场不足的需要。市场机制作用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存在着一些缺陷,如难以保障国民经济在整体上持续健康发展、难以有效提供无利可图而又为全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难以解决整个社会层面的效益低下规模不经济等,政府的作用能够弥补市场自主运行的不足,解决市场机制的“失误”或“失灵”。其二,这是特定发展阶段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发展的任务相当繁重。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任务,仅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超越现实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摒弃政府在一些重要方面发挥作用,必然带来提高成本、降低效率、增加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其三,这还是我国制度独特优势的体现。党的正确和强有力的领导、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和积极作为,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这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和资源攻克难关、进行应急处理,有利于从整体上推动供给创新、需求扩展,并且有效排除干扰与掣肘,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配置和地区间企业间合理流动。我们能看到,在重大战略与规划落实过程中、在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在历次重大灾难灾后重建过程中,在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中,我国各级政府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与西方国家形成明显的对比效应。但我们应该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作用的范围应合理适度,作用的方式也要不断创新。如前所述,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而言,改革的直接指向是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干预不当等问题。因此,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并直接面向市场和企业放权,这一点要坚定不移、痛下决心。在范围上,政府作用要严格限定在市场发挥不好或有负面效益的那些领域。同时,应严格限制政府部门间以“放权”名义进行权力或职责转移。从横向看,政府部门间的权力转移应十分慎重,因为这种横向转移并不能改变政府管理的实质和政府管的过多、过宽、过细的状况,那些必须由政府管理的事项,核心不是转移问题,而是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问题。从纵向看,原则上不应将掌握在中央部门的权责层层向下移交。除该类事项本来就属于地方政府事务,或者地方政府处理此类事务更为熟悉精准两种情况外,政府间由上向下下放权责应十分慎重。这不是简单的“接得住接不住”的问题,而是存在机制性“管不好”的缺陷。在方式上,政府应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优化和创新。从理论上说,基于市场和政府而言的资源配置可分为三类:可完全由市场进行配置的领域、需要市场和政府结合进行配置的领域、适宜由政府进行配置的领域。无疑,适宜由市场完全配置的领域应全面放开,使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但在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甚至是政府可以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也应努力创新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创新的基本前提就是尊重规律的要求,不违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由此,应多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把直接的行政手段限制在最小最需要的范围内;同时坚持适度而为,能引导的不领导、能协调的不决定。此外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的作用既体现在“做”,又体现在“管”。对部分需要政府直接组织开展活动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部门要奋发努力,力争做精做好;但政府更要努力做好的是“管”:对整个经济社会活动进行科学管理、对市场运行进行有效监管、对下放权力事项的运行进行跟踪管理。从改革角度说,这一方面更值得重视。政府放权不是一放了之,而放权之后政府的压力并不是减轻了,而是对政府发挥作用的要求更高了。从自身操作到移交给企业与社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市场规则不完善、公民道德水平需要提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而相应对监管能力水平的要求更高了。

  如前所述,中央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有差距。在市场方面,突出问题是市场体系不统一、市场规则不完备、市场素质不健全,致使市场调节不能公平公正和有效率地进行,市场配置资源要素存在机制和道德风险,给宏观经济平衡和社会和谐安宁带来了潜在危机。在政府方面,一方面存在“越位”问题,不同形式不同程度阻碍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存在着“缺位”问题,突出的是对市场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监管。当前,假冒伪劣与坑蒙欺诈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与个人不惜以牺牲他人生命安全来牟取不当利益等问题严重存在,都与监管不力密切相关。这里既有不作为问题也有不会监管问题。在当前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在这方面,要综合施策,加强市场规则、社会信用关系、公民道德素质和相关法律法规等的建设,优化监管的社会基础和工作条件;加强政府部门的履职压力和自我约束,压实监管责任;还要加强相关技术手段体系建设和改善监管方式,有效提高监管能力。

  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在以实现经济利益为基本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先进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追求很容易遭到忽视。40年改革历程表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处理是否得当,不仅决定着改革的质量与效率,而且决定着改革的方向与命运。失去正确精神品质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最终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也必将为人民所抛弃。深化改革,必须把树立先进文化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本质内容,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钱是图或唯物质主义会带来一系列恶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形象地揭示过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他在写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后,在注释中引用了这样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基至冒着绞首的危险。这虽然是马克思引用的话,但显然他是完全赞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这种追求应该是以遵守法律和规章为前提、以秉持社会道德和公共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无视于此的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必然是制假售假,坑蒙诈骗;必然是不择手段、无视后果;必然是寻租受贿、腐败堕落;必然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必然是经济的下滑、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沦丧、文化的衰落,最后必然是国家的和民族的衰败。对此必须高度警觉,坚决防止。

  现代市场经济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以适当的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及活动加以确定、引导、促进、规范、保护和制约,使之有序运行和不断发展,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法制促使人们对利润或金钱的追求用正当的手段、以公平的方式进行,法制约束各种危害公共道德和社会共同价值理念的行为发生蔓延。市场交易产生结算与承诺,结算与承诺形成契约,而契约要求践约守信,所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市场经济活动无法正常展开;没有信用,难以形成信誉和品牌,经济发展也难以向高质量迈进。法治和信用,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两个内在规定,从制度和道德两个层面相辅相成地维护着市场经济的有序有效运转,凸显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特质。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经济形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体现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追求物质利益,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秉持法制和信用追求物质利益;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者,应该发挥自己的悠久文化优势和先进制度优势,在构建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展物质文明。这种高水平的精神文明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一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势传统文化。它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认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仁义礼智信”的处事待人守则等。二是源自于各国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创造的一般规制和做法,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法制观念、信用体系、契约制度及“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管理原则等。三是源自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在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独具价值的特色文化。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式,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化思想、观念、规制、守则的整合交融与优化提升,成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物质文明迅速提高的状况下,当前精神文明的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突破道德底线,破坏经济发展秩序、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全面深化改革,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制度建设、道德建设和教育引导并重,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不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单纯追求利润的经济,更不能看作是可以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的经济,市场追求利润是在遵守公正规则和公共道德基础上进行的。不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一切以赚钱为中心,不能不分领域搞泛市场化。二是要健全市场法制。经过40年的努力,一批重要的市场法律法规相继制定颁布,市场经济运行发展已有基本的法律规范,但一些关键方面仍有缺失,且存在着执行不力的问题。要以保护产权、履行契约、促进市场统一、维护平等交换、保障公平竞争为基本导向,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此同时,采取建立责任机制等有力措施,实现及时执法、严格执法和公正执法。通过健全法制,加快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三是加强教育引导,把课堂教育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让市场经济的正确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融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教育引导,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使广大民众自觉培养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严守市场经济规则和道德价值标准,推动市场经济朝效率、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

  处理好外力与自力的关系

  基于国家而言,处理好外力与自力的关系,其实就是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紧密相连,扩大开放就是积极借用外部力量发展自己。40年改革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挑战不仅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全面深化改革,应当科学把握对外开放形势,正确处理好外力与自力的关系。既不错失良机,也不贻误战机。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借力外部资源和市场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借用外力不仅是弥补一国资源要素相对不足的需要,也是持续分享国际社会共同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等成果的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取长补短,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展经济贸易活动。与此同时,由资源禀赋、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现实基础等决定的世界各国间的合作与竞争,推动着全球科技创新持续开展、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完善,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我们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之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分享和汲取人类共同创造的包括技术、管理、资金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开放合作迈上新水平。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和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着眼于规范、便利、透明和高效,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注重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与做法,大力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营商环境。要进一步抓紧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实行高水平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和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深入展开。要运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合作实验平台,着眼突破核心难题和关键体制进行试验探索,形成深化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新路径。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坚持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并不等于一切要依赖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外部力量解决不了我们的全部问题。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需求涉及到众多方面且数量庞大,不可能都靠外部力量来提供。外部力量也不会满足我们的核心诉求。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通常环境下,我们感受不到这种制约,但如果我们忽视于此并且不切实做好应对准备,在关键时期就会陷于被动而贻误全局。因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而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水平的必由之路。唯有通过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才能赢得关键核心技术。而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才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妄言依靠外部力量可以获取一切并依赖于此,最终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集中整合精干力量和核心资源,注重问题导向,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经济建设和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科技难题进行持续攻关。要充分发挥企业的能动作用,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激励,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并在政府推动与市场竞争中,形成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实的创新型领导企业。要创新人才选拔、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一流科学家和一流创新人才,并推动他们以为国担当的责任和精益求精的技能,勇闯科研难关勇克创新难题。要进一步优化科研和创新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环境,减少繁文缛节、增加关怀服务,强化支持保障,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热情、能量与活力。

  正确处理好外力与内力的关系的关键,还在于做好两者的有机结合,做到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相辅相成。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改善自身。由此基点着眼利用好对外合作,要着力抓好如下几个关键方面:一是充分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和科学做法,改进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制度安排、政策设计,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二是推进与国际高端企业的全面合作,加快提高我国企业的制度建设水平、管理规范程度、营运广度深度和开拓创新能力。三是把技术的引进与开发、创新密切结合起来,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开发创造,提高技术的研发水平和应用能力。

  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不仅反映在收入分配领域,也反映在其他领域,体现在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工作的各个环节,是推进改革必然面对必须处理的重大关系。40年改革实践表明,公平效率问题关系改革成效、影响社会稳定、决定人心向背,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但对其把握好并不容易,既要遵循一般原则规定,又要充分考虑实际需求。全面深化改革,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切实把握好新时代的要求和全社会的基本诉求,着眼于化解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更好地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改革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和把握公平问题。改革之所以启动,在于原有体制管得过多过死,严重束缚了生产经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致使活力不足、效率低下,而改革就是通过破除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和死板僵化的运行机制,释放市场和企业的发展能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提高效率是推进改革的必然方向和重要目标,否则改革就失去了必要和意义。为了提高效率,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将资本、知识、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分享收入的依据,推行按要素分配。在以效率为基本导向的改革推进过程中,公平问题容易受到忽视,但公平问题十分重要。公平公正是人的本能意愿,因而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守则。它是我国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结果,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保障。它还是改革顺利推进的保障,失去公平公正,改革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社会法理,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应当特别重视改革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并切实把握好。

  改革过程中要追求和把握的公平应当是规则公平。规则公平是公平和效率的有机连接点和“公约数”。所谓规则公平,就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和办法保障所有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享有同等的权利。规则公平是根本性的公平,而这样的公平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人群的积极性,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规则公平为结果公平提供了坚实基础,把个人的全部智慧和能量与收获或所得最紧密最直接地联系起来,避免了其他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和侵夺。规则公平承认个体的差别但充分体现个性要求,并以尊重个体能力为前提,因而符合人性本能而能为社会绝大部分人所接受、所遵守。改革遵循规则公平、追求规则公平能够在最广泛的领域、以最深刻的程度对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机制实施创新;也能够动员最广大的人群参与,从而不仅凝聚起最强大的改革力量,而且能形成最高的改革效率。而改革过程中实施规则公平,既体现在改革内容、方向的确立上,也体现在改革程序、路径的设计上,应统筹把握、一体考量。

  改革过程要同时兼顾结果公平即收入分配的公平。由于个人自身能力、拥有的基础资源条件等的差别,在实施规则公平的前提下仍有部分成员难以获得与社会平均水平相当的收入,有的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另有一些人群的所得则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出发,也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序推进,必须加大法律和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兼顾各方面人群的利益,推进收入分配走向合理。

  全面深化改革,要着眼于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促进实现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达到新水平。当前公平公正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受到利益牵制、管理不力、关系复杂、基础薄弱、诉求多元等主客观因素的钳制,社会各方面还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包括不同人群间收入悬殊、存在着地区间的贫富差别等,亟待下大力气解决;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的完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随着由解决温饱到总体实现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平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实现公平公正已成为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要的乃至核心的内容。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对实现公平正义的认识,并通过改革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推动实现规则制定、实施的公平和收入分配的公平。一是要更加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树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促进公平的意义、方向、基点和抓手。二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规制与政策,促进不同人群间的同权、同利、同机会。特别要在改革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赔偿制度,推进不同地区、人群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重要农产品、矿产资源、生态物质等的区际利益平衡,实现地区、城乡间资源要素的自由平等交换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三是要强化制度、道德一体建设,提高素质与强化整治并重实施,促进秉公执法和精准施政,不断改善公共服务环境,努力增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舒适感、幸福感、信任感和安全感。四是要以缩小差别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强化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扶助。这些地方和人群在历史上差不多都以不同形式为国家和区域发展作过独特牺牲和奉献,目前基础差、底子薄,单靠自身努力,很难改变贫穷状况,对其的支持扶助既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不违背市场公平性原则,应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及对口帮扶等形式与路径,促进外部力量和内部动能有机结合,推动其脱贫致富。五是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程序,促进形成合理的分配水平。特别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和特殊职业人群收入分配的监管,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取缔非法收入,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范恒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范恒山

  原标题: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